1945年8月15日，广播中响起日本天皇喑哑的嗓音，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与此同时，台湾基隆一户姓林的人家也迎来了他们的新生儿，说来巧合，那个孩子刚一出生，原本因停电而昏暗凝滞的房间却突然有了电，四周瞬间一片光明，仿佛预示着这个在动荡年代曲折沉浮的家族迎来了新的希望与光明，动乱会过去，未来是安定与祥和的。
而在此之前，台湾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中，作为殖民统治的一环，日本对台湾的民众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包括“强制推行日语”、“推广日本生活习俗”等举措，因此电影中受过一定教育的本省人都可以使用日语，日本文化的痕迹更是随处可见，而像家族中文化程度不高的大哥林文雄则只使用闽南语。日据时期给这个家族留下了深刻的伤痕，家族中的二子、三子都被迫参加日本的侵略战争，其中二子在东南亚下落不明，三子在大陆当翻译，在回到台湾之后一度丧失神志，陷入精神错乱之中。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个台湾本省人都不得不与
“日本”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复杂的缠绕，难以摆脱更难以面对，用电影中人的话说就是“
奴化是我们自己要的？我们就那么贱？”，当初被直截了当的“抛弃”，现在又直截了当的“回来”，这背后的代价只能留给沉默无言的本省人。家中第四子文清和他的同伴宽荣在日本战败遣返日侨时要面临与他们的朋友静子分别的局面，乱世流离之时的分别可能就是此生的永别。静子弹奏最后一首曲子，而宽荣只能无言聆听，最后静子将一些物品作为礼物转交宽荣的妹妹宽美，其中有一首诗：“
我永远记得你，尽管飞扬的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
台湾的本土精英对于中央政府的到来是抱有期待的，他们充满理想的相信未来，在酒桌之上，一批激情昂扬的年轻人唱起了《流亡三部曲》——“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但是接之而来的却并非如想象般美好。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因而开始着手接受台湾并全面组织行政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台湾是不设省政府的，而采用的是集行政、司法、经济等诸方面的
长官公署制。
在涉及民生的经济方面，陈仪是一个坚定的
国家主义者和
统制经济的支持者，因此他继续延续了日据时代的
“专卖制度”，同时发展公营事业，但是他的设想很美好，在具体的执行方面却大大影响了台湾的民生，使得本土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急转直下。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所抄送的《台湾现状报告书》提到：“台湾贸易公司设立方案，曾在中央设计局汇报时，被有关机关一致反对而遭否决，现在又不顾一切重行设立。查日人统制素称严密，尚且留台胞有经商余地，俾得谋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顾及人民福利，连日人留予台胞谋生之商业亦剥夺净尽，此使台胞感觉祖国之剥夺，有甚于日寇，而动摇其对祖国之信心，实得不偿失”。专卖制度钳制本省贸易，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对基层控制的松懈，导致大批官员和帮派分子却可以在管制之下谋取利润，遂使得走私横行、黑市猖獗，本土企业大批倒闭，民不聊生。当时杂志《观察周刊》指出：“我国政治上处处学习法西斯，但是只学了皮毛。现在台湾，理论完备了，执行却出了问题。单就台湾维持汇率一节，即不能严格有效的管制或管理汇兑”，可谓切中肯綮。
除此之外，影响台湾民生的还有越发严重的
通货膨胀，由于经济重建的需要，台湾急需大量资金投入，而当局的解决措施确是依靠大量发行纸币，因此通货膨胀愈发严重。从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米价就上涨了5倍多，鸡蛋涨了9倍，连盐也涨了18倍多。物价上涨，使得原有的财政预算完全跟不上形势，一再追加各种临时支出，加重了政府对借债的依赖。电影中即有此表现，原本满怀希望的宽荣与他的朋友在文清那里聚会时就说“
陈仪来多久？还不到一年，米涨了五十二倍”——他们对国民政府已经渐渐失去希望，认为老百姓在抗战之后还要痛苦很久。而家中老大林文雄的感慨则更能代表岛内大多数民众的心声：“
反正法律是他们设的，随便他们翻起翻落，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积压的愤怒在1947年2月27日爆发出来，因一场骚乱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岛的政治大波动，许多台湾民众开始参与其中，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即立刻组织弹压，一股恐怖的气氛遂波及全省，片中林家三子文良因“汉奸”身份遭殴打，虽然因疏通而被释放但也彻底成为废人，四子文清被误认为外省人而险些丧命，幸得宽荣解释才得免。台湾本省精英林献堂总结“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有五：“国内归来军属被虐待而报复（片中文良的遭遇反映出这一原因）；青年失业、物价腾贵（陈仪的经济措施）；野心分子从中煽动；学生纯真易于诱惑；贪官污吏为民众厌恶”。而更具体的原因，林献堂则总结为：“
一、人事之关系，长官公署九个处长，其次（长）、科长无一本省人，县、市长有四、五人皆重庆同来者；二、接受日人之工场、矿山及各种会社，皆为公营事业，多半停顿，以至生产少而失业者多；三、海外归来之青年（退伍台籍日军），有三、四万人皆无事业，而政府不为之设法；四、米及物价腾贵，无从糊口；五、中级以下之外省人多贪污不守法，使本省人看不起；......有此种种原因，遂乘专卖局缉私专卖烟草打死人而起暴动也”。归根结底，“二二八事件”源于陈仪政府没能妥善处理好与台湾本省人的利益与关系，本省人自身也是为了追求具体权益（民主、自治权利）
而非追求独立，这是值得注意的。
回到电影本身来，其实我个人认为萦绕电影的是一种台湾文化中特有的
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其实来源于台湾历史中的一些历史创伤，这些创伤共同构成了台湾本省人的历史记忆与认同资源，并在今天为岛内各种政治势力所借用、利用乃至重构。老大林文雄代表这个岛内的大多数，混迹低层，没太多文化，只是感到对于压迫的愤怒与反抗，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老二、老三有一定文化，在日据时期接受教育，时代改变后却一个下落不明，一个被当作汉奸，最终疯掉，而老四则不能听不能说，有苦难言，就像台湾本省人的一个象征，各种苦难过去，依然隐忍，任其随风而逝。而导演侯孝贤的电影语言最适合讲这样一个故事，他的镜头语言隐忍、克制，尽可能把最真实的展示给你看，他自己也讲拍电影不是从“意识形态”，而是从“人”出发讲给你看，把那种“真实”公开讲出来，也只有这样，从前的仇恨、嫌隙也有希望化解掉，这是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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