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时，作为法学毕业的人我这难受。不会吧不会吧，一个检察官在法庭上替自己起诉的人辩护？那你当初干嘛起诉他啊？你直接放弃起诉大家还能省点钱。我就想这个导演是不是为了表达这种优秀品质故意放大了事件本身的戏剧性，然后我搜了原来的真实事件。 以下内容原创翻译自：史密斯森尼杂志《 嫌疑犯、检察官以及他们之间绵延的羁绊》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charming-story-homer-cummings-harold-israel-180961429/ 作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司法部长，荷马·卡明斯宣布在”林德伯格婴儿绑架谋杀”案中抓获布鲁诺·豪普特曼。他建造了阿卡特兹岛监狱。在“约翰·迪林杰”、“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和“邦妮·克莱德”的时代，他将联邦调查部门合并成了后来的联邦调查局。他不断为新政立法而斗争。他还参与了本世纪最大的丑闻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最高法院的灾难性重组。事实上，卡明斯是该计划的总设计师，该计划受到广泛谴责；它试图建立一个更友好的最高法院的愿景被司法效率的争论所掩埋。 然而，在法律界。卡明斯因他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县检察官所做的事情而被铭记。他在康涅狄格州谋杀案中的表现如此打动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以至于这位著名的最高法院法官宣布它“将作为评判其他检察官的标准而载入史册。”它也是如此，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对历史的借鉴。那些关于检察官迷失自我、不择手段来赢得定罪，将政治置于原则之上的故事。 但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只是这部非凡戏剧中的第一幕。而第二幕，直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已经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档案馆里放了40多年，藏在卡明斯搁置的171英尺长的文件中。 第一幕 荷马和哈罗德:1924年 20世纪20年代的康涅狄格并没有通过让死刑犯自由落体来绞死他。刽子手会让死刑犯站在一个铁板上，脖子上套着绞索，借助一种叫做“正直混蛋”的装置将之向上拉伸直之结束。为什么康涅狄格故意避开一个简单的重力作用就可以完成的系统这不得而知(一个早期的典狱长获得的专利可能解释了这一点)，但是当1924年5月27日，荷马·卡明斯进入费尔菲尔德县法庭，在尊敬的瓦尔多·马文面前辩论时，这个正直的混蛋出现了。

法官大人:今天上午，我想提请您注意州政府对哈罗德·以色列一案。

在一个看起来像城堡的法院里，卡明斯接下来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曾与哈佛辩论过。

1924年2月15日，这个被告被布里奇波特市法院以谋杀罪移交给这个法庭...

过去十年，卡明斯一直是费尔菲尔德州的检察官——由法官任命的首席检察官。现年54岁的他从20多岁起就怀有政治抱负。他曾三次竞选国会或美国参议院，但都失败了。四年前，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曾在旧金山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芝加哥论坛报曾形容他“又高又圆，但不是很圆”和“秃头但不是怪异的秃头。”他的蓝眼睛现在被夹在长鼻子上的金色夹鼻眼镜框住了。

...在第一个阶段，成长于圣约瑟夫牧师休伯特·达赫姆牧师的去世....

受害者是一个天主教城市的天主教牧师。56岁的德国人达赫姆神父在布里奇波特建了一所修道院和一所学校。复活节前，他为一座价值10万美元的教堂奠基。一万二千名哀悼者参加了葬礼。 2月4日，他在市中心散步时被枪杀。下午7点45分，在当地地标建筑——一座宏伟的剧院前，一名男子从后面走近达赫姆，用一把. 32口径的左轮手枪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当时街灯在燃烧，戏迷们四处逃窜。几分钟前，埃塞尔·巴里摩尔在去《新抒情诗》的路上经过，她正在那里表演欢笑的女士。

由于这一谋杀的悲剧性，发生的地点和受害者的特殊性，一个不寻常的公众兴趣被唤起....

用警察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热门案例，破案的压力很大。市长称之为“布里奇波特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犯罪”。悬赏金总计约2500美元捉拿凶手。然而，几天过去了，没有人被捕。枪击事件发生一周后，布里奇波特西部诺沃克的一名警察看到了一名他认为行为怪异的年轻人。凌晨1点以后，这个人自称是哈罗德·以色列。他说，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地方睡觉，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安家。警方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把点32口径的左轮手枪。 以色列因藏有武器而被捕，并被押到市法院，在那里他被罚款50美元并被判入狱。当一个布里奇波特时报记者获悉逮捕(. 32口径？嗯……)，该报联系了布里奇波特的一名警察队长，他派出两名侦探审问以色列，并派出另外两名侦探检查枪支，他们发现，枪上有四个弹仓上了膛——还有一个空的。 以色列告诉警方，谋杀当晚，他独自一人在看电影。警方认为他是“头号骗子”布里奇波特时报报道。以色列的前女房东称他为“一个相当奇怪的家伙”该报指示读者:“如果你有任何信息或认为你看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可能是哈罗德·以色列，”联系警方。“你可能会帮助解决布里奇波特历史上最残忍的谋杀案。”当以色列被审问时，目击者进来指认他。审讯一直持续到28小时后，他供认不讳。 达赫姆神父去世三周后，验尸官总结了不利于以色列的证据: 一名女服务员说，枪击发生前几分钟，她曾看到他走过一个街区外的餐馆。 四名目击者称，他们在枪击后看到他逃离现场。 一名弹道专家说，从达赫姆神父头上找到的子弹是从在以色列的左轮手枪中射出的。 然后是以色列的供词，口头和书面的。

对被告的指控似乎势不可挡。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案例....那些相信被告有罪的人把证据描述为“百分之百完美”

电影剧照

在1924年，刑事司法系统的缺陷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广泛认知，如今DNA的出现暴露了许多错误的定罪。很少有关于虚假供词、错误目击证人或伪造法医的报道。在以色列被捕的前一年，纽约一位受人尊敬的联邦法官Learned Hand就曾驳斥了无辜之人也可能被定罪的想法，称之为“一个虚构的梦”。 卡明斯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来描述指向以色列有罪的证据。然后，出乎意料地，他说:

然而，尽管有这些事实...

当哈罗德·以色列和荷马·卡明斯的生活在1924年交汇时，这两个人来自不同的世代和世界。 以色列比卡明斯小30多岁，1903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卡梅尔山，一个煤炭国家的小镇。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他是至少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他的父亲约翰是一名矿工。哈罗德的母亲威廉敏娜，又叫米妮，出生在德国。哈罗德5岁时，她去世了，时年39岁。“精疲力竭，”她的死亡证明上写道。之后哈罗德就不再叫他的母姓。一个后代说:“哈罗德有文化。当然，我认为他没有高中毕业。我爸爸认为他被赶出了房子，被卖给了另一个家庭以帮助他们，那家人也很穷。”哈罗德长大后变得消瘦且安静。 当在康涅狄格州被捕时，以色列填充了他的后来的故事，说他曾在军队服役，驻扎在巴拿马。退伍后，他去了布里奇波特和一位军人朋友会合。当他到达时，以色列有大约300美元。钱花完后，他就动身回家了。 荷马·卡明斯，家中独子，出生于1870年，过着优裕的生活。他的母亲奥迪是纽约著名的荷兰殖民者的后裔，一个老纽约人。他的父亲乌利亚是一位成功的发明家、历史学家和美国印第安人研究专家。他在纽约阿克伦拥有一家水泥厂，每天能生产400桶。他的家人于1627年从苏格兰来到马萨诸塞州。荷马在布法罗长大，打棒球、网球和长曲棍球，他的母亲“才华横溢、美丽动人”，他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之一”，荷马告诉水牛城晚报。他的邻居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他的朋友是未来的医生和律师。 189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荷马继续学习法律，并于1893年再次毕业。四年后，27岁的他娶了纽约银行家的女儿海伦·伍德拉夫·史密斯。这对夫妇在银行家的108英尺长的游艇上举行了婚礼，游艇离长岛海峡有一英里远，甲板上有管弦乐队，四周有游乐船只，大炮轰鸣，新娘的面纱上别着一颗钻石星，结婚戒指由钻石、祖母绿、红宝石和蓝宝石组成。 荷马的生活本可以是镀金的。但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从共和党变成了民主党。在康涅狄格，“民主党人是如此稀少，以至于一个能签上他的名字，养成擤鼻子的习惯，又没有谋杀他母亲的人，就自动成为了政党领袖，”当时的一份政治报告中写道。卡明斯没有谋杀他的母亲，成为了一名政党领袖。他未能赢得国家或州的职位，但确实赢得了三个任期，担任共和党大本营斯坦福德的市长。他第一次当选时30岁。 作为市长，卡明斯是一个进步人士，追求劳动安全法规，调查屠宰场，打破当地公用事业的垄断。1905年，他允许几个意大利社区在镇上一个繁华的地方举行一次周日野餐——啤酒、烟火等等。“当得知卡明斯市长已经批准了一次周日野餐时，斯坦福德的清教徒分子吓坏了，”该报称（纽约时报报道。） 结婚十年，育有一子，荷马和海伦离婚了。这对夫妇结婚后英国泰晤士报(1785 年创刊)形容他是“康涅狄格州最杰出的年轻律师和政治家之一。”现在，该报称，两人结合时，他是一名“挣扎中的年轻律师”，而且“他的崛起，尤其是在政治领域，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妻子的努力。” 然后公众形象变得更糟。一名年轻男子起诉海伦违反婚姻承诺，称当她结婚时——他18岁——他们开始了婚外情。情书被传递了。一份报纸发表了几十篇。但是在1911年，当这个案件被审理时，陪审员们无法在她的书信中看出任何结婚的承诺。 1924年，当荷马站在康涅狄格州的法庭上审理哈罗德·以色列案时，他已经远离那些令人羞愧的报纸报道13年了——他再婚了，成为了一位丝绸财富的继承人。

然而，尽管有这些事实...

卡明斯告诉法庭，有些人怀疑以色列有罪。所以卡明斯选择自己调查。他采访了每个证人，看他们所看到的，站在他们站的地方。他在以色列公设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采访了以色列。他研究了警方的报告，咨询了专家，并走了犯罪现场。

不言而喻，州检察官使用其办公室的巨大权力来保护无辜者与给罪犯定罪同样重要。

卡明斯告诉法庭他所知道的: 在女服务员的餐厅，前窗里面有一个玻璃隔断。两块玻璃相隔几英尺，中间有一盏灯。这些双层窗户造成了扭曲，使得“很难”分辨出另一边任何人的特征。他还指出，当他询问女服务员时，“她根本不确定自己的立场。” 检察官还发现有理由怀疑报告看到以色列逃离的四名证人。其中一人说枪手使用了一把不发光的黑色手枪。卡明斯告诉法官，以色列的左轮手枪是镀镍的。在电灯下，它可能会闪烁。卡明斯重现了另外两个目击者报告的情况——距离、光线，并说他甚至不能认出一个他很熟悉的人，更不用说陌生人了。第四个证人的叙述带有“想象的色彩”，在第二次讲述时发生了变化。 卡明斯没有依赖警方使用的单一弹道学专家，而是让另外六个人将致命的子弹与以色列的枪进行比较。这些专家曾在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并在温彻斯特、雷明顿、纽约市警察局工作。这六个人都认为以色列的枪没有发射那颗子弹。 卡明斯于认罪两天后，请了三名医生对以色列进行检查。他们发现他是一个温顺的人，特别容易受到暗示，身心疲惫，不能说任何可靠的话。后来，他的病情恢复了，他重申了自己的清白，说他认罪只是为了休息。三名医生都认为他的供词没有价值。 至于以色列的不在场证明，他声称所在的剧院一直在循环播放四部短片。以色列描述了他7点进入影院时和9点离开影院时正在上映的电影，影院经理也证实了他的说法。 “我不认为一个坦率的人会对以色列的清白有任何怀疑，”卡明斯告诉法官。州检察官说，他希望提出撤回起诉——这是一个拉丁语术语，意思是“我们将不再起诉。”他想撤销谋杀指控。 马文法官赞扬了卡明斯的“苦心经营”，并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未来的几年里，作家们会描述以色列在法庭上对法官命令的反应。一个形容他“颤抖的嘴唇”，另一个形容他“放声大哭”，还有一个形容他“歇斯底里的快乐”。唉，这些作家遭受了他们自己的想象力的蛊惑——因为以色列那天没有在法庭上。据《布里奇波特日报》报道，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生命被一名搞毁警方案件的检察官挽救。以色列后来被告知在监狱里，他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刑期，因为携带不明武器。 听到这个消息，他简单地说:“那很好，正该如此。“布里奇波特时报报道，并补充说:“以色列将返回宾夕法尼亚州的波特斯维尔。他将带着不明武器消失于茫茫人海，他将成为一个努力工作的小伙子，和他的朋友和邻居住在一起。” 几天之内，朋友们凑齐了钱来支付以色列未付的诉讼费。然后，他被带到火车站，送回家。 荷马:1924-1946 一名检察官反抗警方，支持一名嫌疑人——一名路过的男子，一名没有经济能力的男子——似乎招致了问责。但听证会后，警察局长立即表示，他的部门“毫无疑问”接受了卡明斯的结论。当地媒体称赞卡明斯“精彩的陈述”和“精湛的分析”。一家法律杂志发表了他的全部声明。最终，它成为美国司法部律师的必读书目。那年晚些时候，他辞去检察官职务后，费尔菲尔德县酒吧为他举办了一场宴会。 在Learned Hand嘲笑错误定罪为“一个虚构的梦”九年后，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埃德温·博查德出版了《给无辜者定罪》一书，书中有65个这样的例子。以色列一案不在65人之列，因为他从未被定罪，但博查德在介绍中引用了这一案例，以说明虚假供词的危险。 55岁左右的卡明斯开始私人执业，专注于卡明斯&洛克伍德律师事务所的公司法，这是他和一个朋友成立的事务所。1932年，他作为代表参加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并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附议演讲，罗斯福一旦当选总统，就任命他为司法部长。卡明斯担任这一职务将近六年。 历史学家阿瑟·m·施莱辛格称卡明斯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在法律上老谋深算，在政治上经验丰富，勇敢而坚韧。”其他历史学家质疑卡明斯的法律敏锐性，同时指出他“对官僚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并指责他将正义变成了一个“庇护库”尽管他扩大了司法部的覆盖面，但他因扩展不够而面临批评。当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沃尔特·怀特拒绝对私刑适用联邦绑架法时，他写道:

我亲爱的司法部长先生: 我们饶有兴趣地阅读了美联社12月21日的报道，你命令司法部调查局找到一件斗篷，这件斗篷是坎贝尔·普里切特夫人在你和卡明斯夫人举行的一次聚会上丢失的。 局里找到普里切特夫人的斗篷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问一下你是否有可能指派完成这项工作后被释放的特工去调查一下对克劳德·尼尔的跨州绑架和私刑。

他的个人生活继续成为新闻。20世纪20年代末，他的第二次婚姻以墨西哥离婚告终。他与塞西莉亚·沃特伯里的第三次婚姻，原谅我的陈词滥调，令人着迷。1931年，荷马和塞西莉亚花了两个月时间游览地中海。荷马写了一本旅行回忆录，疲惫的大海，描述了这对夫妇如何在贝鲁特野餐，如何在马耳他的公海生存，以及如何在耶路撒冷与著名拳击手、卡明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吉恩·托尼共进晚餐。在华盛顿，塞西莉亚的“机智和敏锐的智慧”在首都的社交舞台上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纽约时报报道。 1939年初，卡明斯辞去了司法部部长的职务。 七个月后，塞西莉亚去世，留下69岁的荷马独自一人。 第二幕 荷马和哈罗德:1946-1956 1946年7月26日，一个星期五，凌晨5点多一点，哈罗德·以色列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波特斯维尔上了一列火车。 他坐到费城下了车，跳上另一列去华盛顿的火车。上午11点左右，他抵达首都，然后前往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西北街1616号。在那里，他准备22年来第一次见到荷马·卡明斯。 以色列当时43岁。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只知道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联系了他，说卡明斯想见见他。 卡明斯现在76岁了。离开司法部后，他回到了私人诊所，在华盛顿工作，在那里他拥有一个英国都铎王朝式的城堡式别墅，内有一个图书馆和一个管家的配餐室。现在他再婚了，娶了记者朱莉娅·阿尔特。 从康涅狄格州开始，卡明斯和以色列之间的联系就转瞬即逝。1941年，他们交换了简短的信件。“亲爱的朋友，”以色列首先写道。“只要几行字，让你知道我很好，愿你也一样。我猜你可能会认为在你为我所做了一切以后，我怎么敢还来麻烦你。但是你看，我必须给某个人写信。”以色列的信中说，他失业了，正在“接受救济”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周后，卡明斯回答说，他很高兴收到以色列的来信。但是，他的信中说，“我目前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五年后的1946年春天，卡明斯看到了一个帮助的机会。他接到了电影制作人路易斯·德·罗氏·蒙特的电话，他说他正在考虑为20世纪福克斯制作一部关于以色列案件的电影。电影人问:你知道现在哪里可以找到以色列吗？ 卡明斯担任司法部长时，他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是j·埃德加·胡佛。就是那个胡佛(未来几十年也是如此)，所以卡明斯伸出手，询问他曾经救过的那个人的信息。1946年5月27日，胡佛写信告知了他老板他所查到的资讯。以色列当时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另一个煤炭小镇吉尔伯顿。他在费城和雷丁煤炭和钢铁公司工作，在那里他“被很好地接受和器重。”他有两个男孩，分别是19岁和13岁。年长的一个在海军服役。 卡明斯回信要求提供细节。以色列的妻子还活着吗？他得到了多少报酬？他的房子值多少钱？胡佛回答说:以色列结婚20年的妻子奥利弗·梅还活着，和他住在一起。他一周工作七天，每周挣60美元。他的房子位于一条未铺路面的街道上，是一套“极其普通”的复式住宅，价值约700美元。他给机器上油(“一个好的、可靠的雇员”)；是“吉尔伯顿卫理公会教堂的长期服务人员，他是该教堂的受托人”；是个“顾家的男人”...从来不知疲倦。” 得知此事后，卡明斯开始与20世纪福克斯谈判。在公司的帮助下，他研究信托、债券和税收。 7月26日，当以色列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卡明斯分享了他的劳动成果。他告诉以色列，电影公司付给他18000美元购买他的故事版权。卡明斯已经为以色列预期的税务成本预留了6500美元。他以以色列的名义投资了8995美元的美国储蓄债券。剩下的2505美元是荷马交给哈罗德的一张支票。 以今天的美元计算，这18000美元大约相当于222000美元。卡明斯还为自己的谈判了一笔交易，获得了1万美元——他捐给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 以色列，办理登机手续，前往吉尔伯顿。 几天后，卡明斯收到了奥利弗·以色列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哈罗德的火车进站时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在车站遇到他，他上了车，我说‘你还好吗，卡明斯先生要你做什么？’他笑容满面地说，‘我很好，我们有很多钱。我说‘多少’当他告诉我时，我差点晕倒。我不敢相信他，所以他让他们停车，他先给我看了支票，然后是有所有债券的纸.... 奥利弗写道:“我们对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激不尽。她说，哈罗德“是一个完美的丈夫和父亲....他工作努力，总是愿意做任何事情。”现在他有能力修理他们的房子了。现在他可以对他们13岁的福特做点什么了。 奥利弗写道，甚至在此之前，哈罗德就已经告诉她卡明斯对他有多重要。“对他来说，卡明斯先生，你就像上帝一样。他崇拜你。他说他会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信任你。”

电影海报

在华盛顿，以色列告诉卡明斯，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受到了读者文摘重构康涅狄格州案件的故事的伤害。这个故事称他为“身无分文的流浪汉”和“流浪汉”。卡明斯知道这个故事的作者，富尔顿·奥斯勒。(他后来写道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最畅销的耶稣传记。)欧斯勒参与了这部电影。所以卡明斯写信给他，说以色列是一个可敬的、努力工作的家庭男人，有“明显的自豪感和自尊。”卡明斯写道，以色列从来不是流浪汉，他希望乌尔斯勒“慎重思考”，以确保电影不会让他这样。 8月，奥利弗写信给卡明斯，说哈罗德花了800美元买了一辆1940年的雪佛兰，并计划在他们的房子里建一个浴室。他们订购了一台冰箱，因为食物在冰箱里放不了多久。他们还希望得到一个厨房用的瓷水槽，哈罗德和奥利弗的牙齿护理以及一些新衣服。“卡明斯先生，我不认为试图购买这些我们一生都想要的东西是奢侈的，除非你让它成为可能，否则永远不会得到，你呢？”她写道。 几天后，卡明斯回信说，这些购买似乎“完全合理”。我希望你和你的家人能从这些支出中获得极大的安慰和快乐....我最后一次见到哈罗德时，他谈到牙科工作的必要性。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心护理的牙齿。” 奥利夫回复了这封信，荷马回复了她的，奥利夫也回复了那封，几个月，几年，几封信变成了几十封。信件变得不那么正式，分享疾病(荷马，左臂有血块，哈罗德，重感冒)和谈论天气(“今天应该下雪5英寸”)。奥利夫提供了关于这对夫妇的两个儿子的最新消息，关于弗雷迪结婚的消息(“我宁愿他等到他长大一些，但是...我想如果他们彼此相爱，这才是最重要的)和有一个女儿(“如果我们试着从一百万个婴儿中挑选一个，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挑选一个更漂亮的婴儿”)，然后是另一个女儿，然后是鲍比制作合资篮球，然后是大学橄榄球和棒球，然后是参军并在德国服役，然后是法国。 哈罗德和奥利夫送来卡片，荷马送来礼物:男人的领带；橄榄香水；弗雷迪第一个女儿的毛衣套装；荷马的妻子为弗雷迪的二女儿钩织的床罩。奥利夫和哈罗德会征求意见——关于法律或财务问题，或者关于他们儿子的职业前景——荷马会答应。 在信中，没有提到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荷马提到在佛罗里达度假和在北卡罗来纳州打高尔夫球。奥利夫描述了哈罗德的日常生活:6点醒来，工作到2点，回家捡煤，或者在车上工作，然后晚上听收音机，吃薯片。在一些周一的晚上，他们去看小型汽车比赛。 1947年初，这部电影上映。boomerang！由伊利亚·卡赞执导，（后来是码头风云）。它让检察官变成了一个年轻人——不那么有地位，更容易受到压力——并引入了腐败的政治力量来增加戏剧性。但它基本上忠实于事实，同情地描述了被告。在电影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牧师的谋杀案从未解决。(在布里奇波特，一些警察仍然认为以色列有罪。)荷马称之为“相当激动人心”和“本质上合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友谊超越了文字。哈罗德和奥利夫邀请卡明斯一家来访——1947年夏天，荷马和朱莉娅动身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奥利夫是如何为他们的到来做准备的——她是如何下定决心留下好印象的——这个故事将在以色列家庭中流传几十年。哈罗德和奥利夫有一只小杂种狗，几年前就长大了。奥利弗担心它的外套太灰了。所以她把所有人都赶出了房子，还染了狗的毛。 1952年，奥利夫写道，随着煤矿关闭，吉尔伯顿的男性工作变得懈怠。她尝试在工厂工作——在衬衫上缝袖口，但无法忍受油的味道和“每个人都在催促，匆匆忙忙。”当荷马问及债券时，奥利夫说，在债券到期之前，他们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荷马告诉她，他理解:这个家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接下来的圣诞节，他会送特别好的礼物，有时还会送钱。 1955年，荷马的第四任妻子朱莉娅·卡明斯去世。她当时49岁。她的讣告说她患有高血压。他的儿子两年前就去世了。 1956年7月，荷马最后一次与哈罗德的家人通信。9月，他在家中去世，享年86岁。 他在华盛顿的房子，英国都铎王朝式的城堡别墅，在第二年一月被出售。买家是该国新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结语 荷马和哈罗德:1956年-今天 在康涅狄格州，荷马·卡明斯的名字仍然附属于卡明斯&洛克伍德事务所，该事务所现在有六个办公室，70名律师。长岛海峡斯坦福德的一个公园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人们去那里打网球或野餐，或者看七月四日的烟火。 卡明斯的名字也在一个奖项上，该奖项授予了一位体现他的原则的康涅狄格州检察官。康涅狄格州首席检察官凯文·凯恩(Kevin Kane)表示，该奖项有助于“确保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角色是什么”——伸张正义，代表所有人。2008年，凯恩确信在谋杀一名知名能源科学家案中被捕的两名男子是无辜的；他走进法庭，要求撤销指控。“在此期间，我确实在想，‘荷马·卡明斯会怎么处理这样一个案子？’" 哈罗德于1964年去世，享年60岁。那是冬天，积雪能堆到车窗，但煤炭公司特意找出重型设备，一路推出道路直到房子口，这样哀悼者就可以在客厅里看到哈罗德最后一面。“那里有很多人，”哈罗德的孙女达琳·弗莱尔说。 哈罗德和奥利弗有6个孙子和13个曾孙，他们的家谱还在继续增长。 达琳记得，尽管哈罗德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保持沉默，但奥利夫从不厌倦谈论荷马·卡明斯。奥利夫仍对过往年年不忘。她经常告诫后代们:如果康涅狄格州的事走向不同，你们都不会在这里。 个人观点 单纯从电影本身来说，我并不喜欢卡赞那种随时准备感动，随时准备跟你讲善恶正义的宗教意味。我觉得本片过于宣扬这个人的正义感，但并没有好好解释他的前后不一。不是检察官告诉游移不定的警察说，子弹和枪是吻合的吗？然后他自己又说自己找了好几个专家来判断，你早干嘛去了？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在最后关头告诉大家说，你们都错了，我早就知道你们错了，但我就看你们瞎忙。知不知道放弃调查这个人会为寻找真凶增加多少时间？所以我并不看好本片对法律或正义有何借鉴意义。而对人性的考验被商业化所压制。卡赞并没有在这个故事里战胜资本，并没有像比利怀尔德在《倒扣的王牌》里那么坚强的批判体制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