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那些特别喜欢的电影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谓善行无辙迹。比如看完《卢旺达酒店》，我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一声“真好”。你要非让我说，我也只能说“这里特别好”“那里也特别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基本就是把整个电影复述一遍。我对于特别不喜欢的电影，也只有以一个“烂”字与之挥别，将相关文件迅速拖到回收站。而对于可以打90分的电影，我则是爱之深痛之切，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可以以吨记。上周看完贾樟柯的《世界》，我顿时觉得有很多很多话要说。先说喜欢的。生活在别处 太生策马经过埃及，小桃乘缆车抵达印度，员工宿舍楼梯口的风景是凯旋门。老民工带着二姑娘来到北京，小桃的前男友背着包坐国际列车去蒙古，安娜从俄罗斯来，梦想去乌兰巴托，温州女人要去法国的唐人街，卡拉OK厅里的“富商”要去香港。所有人都时刻准备着背井离乡。这里面固然有经济因素，但考虑到世界公园和公园里的游人，我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生活在别处的诱惑。许多人说贾樟柯钟情于拍摄底层人民，体现人文关怀。包括贾樟柯自己似乎也认同这种态度。也许是我心理阴暗，我总从这种调调里嗅出一种“上层人民”俯视“底层”时西子捧心自我陶醉的味道。我喜欢贾樟柯的电影恰恰是因为影片中有意无意间表现出了“底层人民”也是人，人的共性在“底层人民”和“上层人民”身上都有体现。二者的区别也许并非天壤之别，也许只是沙滩上的一粒沙子和它旁边那粒沙子之间，菜摊上一个土豆和它旁边那个土豆之间的区别。就像地铁里的那幅广告，一群玩具小鸡被穿上不同的衣服，拿着不同的道具，有戴眼镜的，有戴王冠的，有拎公文包的，有穿西装的，有穿礼服的，乍一看仿佛芸芸众生，仔细一看都是小鸡。所以当我看到老北漂成太生在世界公园里带着刚进城的老乡看曼哈顿的时候，想起西漂的我们带着来访的亲朋参观自由女神像的情景。看到二姑娘问天上飞过的飞机里坐的都是什么人，小桃说谁知道反正“我认识的人都没坐过”的时候，想起纽约白领精英们交换关于北京新贵们常光顾的消费场所与曼哈顿最高尚的法国餐厅的小道消息时兴奋莫名的情景。看到二姑娘问二小制服要不要钱，一个月是二百一还是二百九的时候，我嘀咕着一个月二百多人民币怎么活；看到二小得意洋洋地说这是“商业机密”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可乐；但想想Park Av e的居民若是看到我们互相打探公司福利年薪年终奖的情景，大概也会噗嗤一笑，再感慨我们怎么活。看到小保安太生说总有一天要在北京扬名立腕的时候，我想起每一天有多少人在心里发誓要在纽约闯出一番天地。去县城，去太原，去北京，去乌兰巴托，去上海，去深圳，去香港，去加州，去纽约，去欧洲，去非洲。。。《世界》让我意识到这绝不仅仅是属于青少年的抒情时代，这是一种“fly me to the moon”式的生物本能。浪漫时常会被现实一通狠揍，二姑娘摔死了，温州女人落脚法国唐人街后一定会思念那个长得可爱的小保安，宣称“你给我一天，我给你一个世界”的世界公园活脱脱是古龙笔下的玩偶山庄，向往乌兰巴托的夜的小桃埋怨风和云都不知道她。就在最近，美丽的港产丹麦王妃也离婚了。一切就像那只爬到乞力马扎罗雪山之巅进退两难只有冻死的豹子。谁知道它回首来时路，是否后悔没在山脚驻足。生活在别处的人们啊，在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里，和老乡们聚在一起，一起梦想，一起思乡。证明爱情一直很喜欢贾樟柯影片里的爱情，萌芽、壮大、夭折、结果、死亡、复活，都非常真实。《世界》里的爱情描写绝望中带有希望，没有让影迷失望。Peter Allen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When you get caught between the moon and New York City, the best that you can do is fall in love. 他自己正是一个从澳大利亚来纽约的寻梦人。月亮是这个城市代表的梦想，纽约市是这个城市给他的现实。 他说当你卡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时候，最好的解药就是找个人相爱。《世界》里的太生、小桃、老牛和他的女友一定会赞同这句话。背景换成北京也一样。在荒芜的《世界》里，爱情是他们能抓住唯一的一点奢侈的温暖。奢侈是因为它需要很多很多的信心、宽容和坚持--都是这个世界里的稀缺资源。这四个人分两组进行爱情博弈，一组崩了，一组成了。不难看出太生起初是有诚意的，从山西一路追小桃到北京；看到小桃的前男友时，心里像被熨斗熨过一样。这点儿脆弱让他开始怀疑，这怀疑像癌细胞一般分裂扩散开来迅速杀死了爱情。太生要求小桃证明她对自己的爱情。天气预报让小桃在乌兰巴托的夜里愈发旧情难忘。小桃开始反怀疑?太生对她究竟是爱还是仅仅是欲？像尹瑞娟开始相亲一样，小桃开始开发大森林。可调情的男人太萎缩，她夺路而逃，却重逢身陷火坑的安娜，新愁旧恨兔死狐悲只有痛哭一场。而屡遭拒绝的太生也不再坚持。温州女人的莺声燕语正能提供他渴望的温暖。这一点温暖于小桃却无异于釜底抽薪。她穿着婚纱披着军大衣站在凯旋门对面，卡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却找不到解药。另一对，电影一开始老牛的女友已经决定要把老牛甩了。无奈老牛有着太多太多的信心、宽容和坚持。老牛始终只有两句话：“你去哪儿了”，“然后呢”，牛脾气倔得令人痛心。谁能拒绝这么多的爱？四个人里三个是“你拿什么向我证明你对我的爱”，一个是“我一定要向你证明我对你的爱”。爱情这东西真的是需要一种你可以不仁但我绝不会无义的勇气。敢赌的人还不见得会赢，不敢赌的人趁早出局。遗憾也很多。 假的真欠条最让我粹不及防的是《世界》里出现的煽情的苗头。在贾樟柯的访谈里看到过他谈《站台》里三明签生死状那段的创作心态， 他说他强忍住了没煽情，因为“煽情太容易”，给个脸部大特写再来点儿音乐观众就该眼泪哗啦啦地流了，而且煽出来的情也太廉价。多么智慧的导演啊！我不明白，他这次怎么没忍住？欠条一幕是个很好的素材。贾樟柯说：“这来自真实的事情，山西某场矿难时，一个矿工被压在煤矿下面，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他把自己欠的账都写在安全帽上，然后署上名字。因为我觉得说有些珍贵的东西还在底层人民身上保留着，承诺啊、义气啊……当然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不是你底层就是善良，但底层包含有这样珍贵感情的可能性。我对“二姑娘”遗书这一幕确实特别有感情。”（《外滩画报》） 反观电影里的这一幕：随着工地升降车一起摔下来的二姑娘从头到脚裹着纱布躺在医院里。太生前来看望，反复问二姑娘“有什么想说的”，然后又掏出一张纸，把笔塞到二姑娘手里，劝他“说不出来就写下来”。镜头一转， 太生从病房出来。王宏伟饰演的老民工问太生二姑娘“说什么了没有”。太生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老民工打开一看就还给太生，然后抱着头蹲在地上放声大哭。王宏伟的哭声和头顶得到了长时间的特写镜头。然后是一个黑幕。然后黑幕中浮现出欠条的大特写，白纸黑字，工工整整。我想说贾导演特别有感情的这一幕把一件真事拍得像假的一样。首先，高空坠地的，话都说不出来的，被缠得像木乃伊一样的二姑娘怎么可能在病床上写出这么工整的一张欠条？第二，为什么一定要让太生和老民工引导二姑娘说点什么？原型里最打动人的是矿工的主动性，从来没有人要求他写下来。我认为完全可以选择别的方式，比如拍成工地楼塌了，二姑娘被砸伤，困在里面，知道自己出不去了，主动在头盔上写下欠条。或者拍成二姑娘什么话也没留下就摔死了，老民工在工棚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自己记录的欠条。而贾导演选择的这种引导显得既不自然又不尊重原型。第三，老民工看了欠条为什么要哭？是兔死狐悲地哭？自责地哭？手足情深地哭？还是感动地哭? 看上去像是感动地哭，可是贾樟柯这样感动我还可以理解，因为他看上去就是个敏感纤细的人，老民工哭得像个林妹妹多少就显得过于多愁善感而不符合角色身份。毕竟二姑娘他爹也只是默默地把三万元人民币小心地揣好，擦了一下眼泪而已。第四，如果决定煽情，就请煽得彻底一点。为什么要特写王宏伟的头顶而不是面部表情？我完全相信王宏伟的脸可以表现一种恰当的粗旷的痛苦，可他的头顶能传达什么信息？太暧昧。如果是想强调他“蹲”的姿势，也应该把镜头拉得远一点。第五，为什么要强迫观众在不知道纸条内容的情况下看着老民工哭？刻意安排纸条内容的时滞显得非常做作。预先张扬又拿着捏着，刻意制造小悬念，把观众当弱智，难道全国公映的影片就非得来点儿倪大姐的风格?Flash、黑屏和电影节奏《世界》里的著名的六段Flash是这样安插的：手机响了，赵涛看手机，看完给观众一个或悲或喜的表情。多么激动人心啊，小悬念又产生了！只见荧幕上突然出现一段现实主义Flash：如毛主席像章般闪闪发光的手机共六次旋转着飞到观众眼前，镜头定格在手机屏幕上，然后手机短信内容一行一行浮现，背景如手电筒一闪一闪。我对Flash这种新鲜形式没有意见。可我觉得用Flash展现短信纯属脱裤子放屁。直接打字幕，或者对着手机拍，甚至让演员读出来都比这样自然流畅。紧接是一段超现实主义Flash，致力于解释为什么赵涛看到短信后会做出这样的表情，伴随着特别制造的电子音乐，只见一个小纸人突然旋转着飞到天上去，或者一个小纸人突然旋转着从天上掉下来。。。我仿佛听到导演关切的声音“你们知道小桃同志现在是什么心情吗？我知道你们不明白。来，看我给你们放一段Flash，你们就明白了。”不那么著名的是《世界》里还穿插着好几个黑屏。具体几个我没数，总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没有任何先兆，荧幕一黑，一闪而过一个暧昧的标题，没等我看仔细，电影又继续了。大约是“乌兰巴托的夜”和“北京大兴的巴黎”之类的语焉不详的文字，让人搞不清楚是总结前一段电影还是介绍下一段电影还是什么别的意思。给观众的感觉就好比一个人坐着别人开的车，车在匀速行驶，马路宽敞，景色宜人，司机突然一个刹车，你正琢磨“出了什么事儿”，司机又突然一脚油门。等你回过神儿来，又突然一个刹车。。。如此反复。六段flash, 再加这几个黑屏，把《世界》大卸十几块，再加个intro来个summary, 就是一个完整的PowerPoint Presentation了。赵涛与赵小桃《世界》的剧本是根据赵涛在深圳世界之窗当舞蹈演员时的经历改编的。改编出来的故事保留了几分真观众不知道，掺了几分假倒是很容易看出来。城市由深圳改成了非常概念化的北京。《世界》中的人物与他们所在的北京没有任何交流和互动。故事放在北京却没有任何北京的痕迹。那么把地点改成北京的意义何在？我很业余地揣测，贾樟柯本人在北京生活过多年，却没在深圳生活过，所以地点在北京本能地让贾樟柯感觉更踏实。另外，北京故事显然比深圳故事更能吸引眼球。可是这样一来，赵涛亲身经历中的城市场景，那个城市给她的真实的印象和她对那个城市的个人感情，势必不可能被简单转换到北京。不信？你能想象把《小武》的背景放到湖南吗？所以在贾导演烹制的《世界》里，观众看不到北京给小桃的印象，也看不到小桃对北京的感情。《世界》是个孤零零悬浮在宇宙中的世界，北京在《世界》里是个概念化的北京。 更让人觉得导演思维混乱的是，位于深圳华侨城的印有世界地图的几座标志性建筑在《世界》的片头反复出现。其荒谬无异于在一个背景在纽约的电影中穿插金门大桥的镜头。赵涛说过自己刚到深圳时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常和小姐妹们逛街等等。这些亮色都被过滤掉了，《世界》里的赵小桃从头到尾都很郁闷。事实是赵涛本人后来回山西当舞蹈教师了；事实是我私人认识的一个曾在世界之窗当舞蹈演员的女孩后来当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了。而《世界》里的舞蹈演员都是什么出路呢？有傍大款的，有自焚的，有当妓女的，有煤气中毒的，有靠和领导睡觉升官的，就是没有正常的。升官的那位陪领导睡觉的戏被剪掉了，因为贾樟柯自己觉得“编得不好”。我完全同意。我不反对揭露残酷的现实。正相反，我并不赞同像张艺谋那样为了增加亮色而把《活着》里的两个死人拍活。我的观点是，亮色和阴影本来就真实地并存着。眼神儿不好使的导演才总觉得有需要人为地抹黑、增加亮色、或者剔除亮色。在《世界》里你看不到学跳舞时露出腼腆笑容的、在澡堂里放声歌唱的小武，看不到踏着“成吉思汗”的节奏脚步轻快的张军，追火车的崔明亮，刚烫了头的钟萍，和在办公室里闻歌起舞的尹瑞娟，也看不到那个说“它自己飞过来停到这儿”的巧巧。《世界》满目疮痍，如履薄冰。难怪苏童要激动地说《世界》是贾樟柯最大胆、最尖锐的一次。可导演、作者的大胆、尖锐程度与电影、小说的好坏有必然联系么？一堆土豆里捡最难看的拍和捡最漂亮的拍有什么本质区别么？这也罢了，要是导演还嫌弃这个最难看的土豆不够难看，还要给它脸上擦点泥巴，非其最痛苦最脆弱的一面不拍，就有点儿过了。幸而贾樟柯说他自己也还是最喜欢《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