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采访来源于Gebeka 编译：刘晓诗 以下是采访正文： 采访者 泽维尔·卡瓦-托波尔 Xavier Kawa-Topor—Q 受访者 克洛德·巴拉斯 Claude Barras—A Q：你称《惺惺相惜》为一部非常个人化的电影。虽然故事设定在现代婆罗洲，但其灵感源自你在瑞士的童年记忆。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A：我的童年被祖父母讲述的故事深深影响，这些故事描绘了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生活图景。他们出生在20世纪初，那时的生活还保留着与“旧时代”的紧密联系。在道路和汽车尚未普及的年代，村民们每年仅两次进城，只为购买必需的盐。其余时间，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亲手制作家具和工具，这些工具在形式和功能上与新石器时代使用的惊人相似。 这些阿尔卑斯山村社区的生活方式，已经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浓厚兴趣。他们的生活严格遵循季节的节拍，在不同海拔的村庄间进行季节性迁移。 冬季，他们下迁至山谷，将牲畜安置在温暖的马厩中；春天，他们迁移到更高处的村庄播种谷物；夏日来临，他们将牲畜带到阿尔卑斯山的高山草甸上放牧；而到了秋天，则从葡萄园中收获累累硕果。互助合作是他们生活的核心，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半游牧”，尽管村庄的建筑是固定的，但他们的生活模式与那些完全自给自足、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游牧民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Q：你的祖父母是否也像班南人那样以游牧的方式生活？ A：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游牧生活方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可能颇为陌生。然而，仅仅两代人之前，许多欧洲人还遵循着季节性的生活节奏和迁徙模式。以班南人为例，他们会在一个地方设立营地三到四周，这段时间足够他们采集果实和狩猎野猪。之后，他们会迁徙到其他地方，让大自然得以休养生息，以便土地在他们下次经过时再次准备好。这是一种既标记时间流逝，又与居住土地和谐共存的生活方式。 我的祖父母也如同班南人一样，他们的生活严格遵循自然的律动，观察天空，从云彩的变化中预测次日的天气。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预测天气的小技巧。而我的父母则拥抱了现代世界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在一个村庄，采用现代方法管理葡萄园，使用化学物质。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葡萄藤中曾是野兔、蠕虫、绿蜥蜴和鹧鸪的乐园。但随着化学杀虫剂的广泛使用，这些野生动物逐渐消失，留下了一片生态荒漠。这种情况与葡萄或棕榈油单一种植园的情况如出一辙。 幸运的是，在过去四五年里，新一代的农民——通常是女性——开始接管葡萄园，她们采用更生态友好的方法进行耕作。她们首先让土地休耕，以此鼓励野生动物回归……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变化！ 作为一个自然爱好者，这与我的父母产生了巨大的观念冲突。尽管他们对野生动物有着深切的同情，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他们而言，现代性等同于进步，因为它简化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使他们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实际上，至今仍然很难评估现代性给传统社会带来了哪些积极变化，又破坏了哪些宝贵的东西。当我去拜访班南人时，我心中充满了这些非常个人化的疑问和思考。

Q：为什么选择现代婆罗洲而不是你祖父母的阿尔卑斯山？ A：有几个因素促使我将电影《惺惺相惜》的背景设定在婆罗洲而非重现阿尔卑斯山的旧日生活。首先，高畑勋导演的《阿尔卑斯山少女海蒂》系列已经以一种在我看来几乎完美的方式描绘了阿尔卑斯山的往昔生活，它不仅是一部决定性的作品，也是一部难以超越的经典。 其次，我祖父母那一代的文明已经几乎消失无踪：他们所说的Franco-Provençal语（奥依语的一种）已几近绝迹，除了在一些偏远的山谷中偶尔还能听到。他们耕作土地的传统方式也已不复存在。虽然还残留着一些民俗的痕迹，但那种季节性的迁移生活方式实际上已经终结。 与此同时，婆罗洲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具有相关性，而且紧迫性不容忽视。森林砍伐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尽管如此，婆罗洲仍有20%的地区覆盖着原始森林，当地的人们依然以传统的方式生活，他们或许不是完全自给自足，但渴望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森林。跨国公司在政治家的支持下，正在破坏森林以出售木材和生产棕榈油，这是一场非常紧迫的斗争。 考虑到制作电影所需的巨大精力和资源，我希望能够将这些能量投入到响应紧迫斗争中，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效用和政治承诺的体现。《惺惺相惜》不仅是一部电影，它是我对保护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呼声，是对现代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也是对那些为了保护我们共同家园而奋斗的人们的支持和致敬。 Q：婆罗洲因其红毛猩猩而闻名于世——这一濒危物种，正是密集砍伐森林的直接受害者，而你的电影正是在呼吁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吗。 A：确实如此。这是我选择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婆罗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对大型猿类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期。像灵长类动物学家简·古道尔和黛安·福西这样的先锋人物对我影响深远。还有瑞士生态活动家布鲁诺·曼瑟，他在我的孩提时代进行过几次绝食抗议，致力于保护婆罗洲的雨林，并在2000年代以一种非常可疑的方式离世。所有这些人物和事件都深刻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而且，由于定格动画传统上是面向儿童的，我希望能够确保这部电影也能被孩子们所理解。这也有助于降低成本，因为针对儿童市场更具成本效益！这个最初的限制最终转化为我的乐趣和创造力的源泉。我实际上非常享受与孩子们探讨那些最初看似相当复杂的话题。因此，我需要《惺惺相惜》中有一个可爱的动物角色，能够引导和陪伴年轻的观众。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电影中出现了小猩猩阿嚏这个角色。

Q：可爱，好吧，但他还是吃水蛭！ A：这是为了平衡我们对野生动物常有的过于浪漫化的看法，一个看似可爱的小动物不可能突然转变为一个强大的捕食者！正如展示凯莉亚大腿上的小血迹一样，这不仅是对现实的直接呈现，也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Q：你不认为你电影中定格动画的技术选择与你的家庭传统有关吗？ A：确实，无论如何，土地、物质性、自然和手工艺之间的联系无疑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的祖父母是传统的农民，他们亲手制作了许多东西。我父亲也是如此——他不仅制造物品，还重新利用物品，因为对他来说，丢弃物品是不可想象的。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尝试回收并使用循环经济。手工艺和再利用的概念无疑是我继承的，我也在我的工作中运用这些理念。 进一步来说，我认为定格动画是对虚拟世界和电脑的一种抵抗。尽管制作像《惺惺相惜》这样的电影技术复杂，我无法想象用CGI来制作这部电影。对我来说，过程比最终结果更为重要。我需要直接与现实联系，与摄影师、动画师在片场亲自度过时间，面对布景和木偶的物质性和物理限制。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联系对我至关重要。 对于《惺惺相惜》，事情是理想的，有一种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流动性和简单性。这部电影无疑从《西葫芦的生活》的积极经验中受益，它建立了一个宇宙，一种做事方式，并且成功了，这显然吸引了善意。与制片人一起，我们特别注意建立团队，将来自欧洲四大或五大定格动画中心的经验丰富的合作者和热情的年轻人才结合起来，同时关注在制作电影的漫长过程中个性的兼容性。大约30%的团队成员已经在我的上一部电影中与我合作过。摄制组是游牧的，在离我住处不远的小镇马蒂尼定居了几个月，位于沙莫尼和洛桑之间，这增加了真正的社区精神，我认为这可以在电影中感受到。 但现代性胜过一切抵抗的地方在于，用电脑做一切看起来都更容易：你总是可以回溯，这种灵活性非常吸引人，很难抗拒。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我的立场，因为我相信在物质世界中创作的过程，以及与现实世界的直接互动，是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Q：这部电影质疑了这种对现代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甚至影响了深深植根于传统的班南人。特别是我想到了凯莉亚的祖父和他的手机… A：我想展示一切的复杂性。我们意识到并非所有事情都能简单地归结为“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战斗——前者想要保护地球，后者则因个人利益而沉迷于破坏它。我们不能仅仅指责农业食品工业的破坏性行为、原材料的惊人剥削、武装民兵的犯罪活动，尽管这些确实存在。站在前沿并进行殖民的不仅仅是文明，还有吸引人并改变人们的现代性。有些人抵抗，有些人则不。我的意图是超越简单化的观点，尝试尊重每个人的视角，以邀请观众自己去思考，并在他们对现实的理解中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点，我试图在深入主题之前不做出判断。阅读像布鲁诺·拉图尔、巴普蒂斯特·莫里佐和文森·德普雷这样的人类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确实帮助我采取了更开放的现代性观点。莫里佐准确地突出了批评现代性的内在复杂性。我们文明极端成功的悖论是它也在摧毁一切！然而，正是这个文明，通过它让我们获得的非凡知识，塑造了我们的观点。我们不仅不能全盘拒绝文明，而且声称自己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完全虚伪的。 Q：这种矛盾情绪在凯里亚使用智能手机的场景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电影一开始，有一幕她迷失在森林中，徒劳地尝试用她的GPS找到出路；而在电影的结尾，社交媒体上的警报发布后，局势发生了逆转，她因此得救。 A：我在是否使用这个结局上犹豫了很久，因为社交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而在这里我们以一种有些理想化的方式展示了它们。事实是，没有智能手机和无人机，当地社区在森林中组织的现场抵抗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告诉自己，展示这些积极方面是好的，设备本身并不是问题：显然，问题在于我们使用它的方式。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学专家已经强调了这些问题，但社会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通过这部电影，我们试图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环境问题的紧迫性。

Q：通过行动来号召？ A：是的，最大的障碍实际上是行动本身，真正去做一些事情。为了电影的上映，我们正在准备一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活动，与几个致力于拯救森林及其居民的组织合作。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在这里采取行动：通过选择负责任的消费方式，更多地在当地消费，以及更加节制。 我认为，这正是最强烈、最有效的政治行动所在，也是我们社会在组织方式上能做的最有效之事：停止过度消费，就能获得力量，并且毫无负罪感地意识到我们拥有力量。我们必须利用这种力量，因为感到自己活跃并感知到我们能在个人层面上行动和参与，这种感觉很好。最终，这些选择对我们自己的健康和地球的健康都有积极影响。我们有一切可以赢得的东西！ Q：然而，这部电影并不寻求说教。 A：它确实在可能的情况下展现了一种个人责任。这是漫长写作过程的结果。起初，我受到一种激进的愿望的启发，想要展示事物，解释它们，然后意识到这种教条主义的风格不仅乏味，而且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通过与编剧凯瑟琳·帕耶合作，我思考了这是一部剧情片，而不是纪录片，如何能够成为讨论的起点，专注于我想要讨论的政治议题以及它们在我的角色的日常生活中的活跃方式。 Q：在我看来，电影的生态方面也是通过森林的美丽激发的惊奇来传达的，就像弗雷德里克·巴克在《种树的牧羊人》中所做的那样。 A：完全正确。《种树的牧羊人》是我小时候看到的第一部电影之一。这也是我从阅读布鲁诺·拉图尔和巴普蒂斯特·莫里索特的书籍中学到的东西之一。在项目的一个点上，我感到需要找到一线希望，一个可以吹动的余烬，以便向孩子们讲述故事，也相信我所说的，而不是撒谎。 一方面，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作为消费者有力量采取个人行动；但我坚信，我们还必须不失去对所剩无几的东西的惊奇能力。惊奇不仅仅是欣赏某事：它是滋养心灵和保持联系。这有点像我发展我的年轻女主人公凯莉亚的角色：她从“通过屏幕”的现实开始，然后被周围的美丽所淹没。像凯莉亚一样，如果人类发现自己独自在森林中，大部分会惊慌失措。因为我们不再知道如何倾听，我们不习惯自然世界的现实。我的祖父母的一代中有70%是农民。今天几乎只有3%。目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并且忘记了他们在超市购买的牛奶纸盒是由于吃草的牛而产生的，而草的生长得益于阳光和雨水…

Q：甚至在屏幕上的第一幅图像之前，电影就邀请观众通过在观众厅的黑暗中播放森林的声音来唤醒他们的感官。这是一种非凡的体验… A：这是我与伯尼·克劳斯合作的成果。他曾在好莱坞作为电影配乐作曲家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之后对鸟鸣声产生了兴趣。通过数字化记录自然环境，他意识到自己能够非常精确地分析音轨，确定哪些物种存在，它们在哪种环境、哪个季节，以及一天或夜晚的什么时间。他这样做已经四十年了，环游世界。 作为“生物声学专家”，他的方法表明，生物体发出的声波，在其各种组成部分中，绝不是无序的，而是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整体乐谱：每一个生物为了生存，都必须找到一个位置、一个时刻和一个频率，在那里它的声音能被听到，以进行交流或交换信息。仅因汽车噪音而建造的道路足以导致曾经占据相同声音频率的动物消失。声音提供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温柔和诗意的方式来接近生物世界。因此，我希望电影的声音设计成为一个多面生物的音乐乐谱。 我有幸与声音设计师查尔斯·德维尔合作，他带着麦克风在婆罗洲森林中待了三周，带回了与电影中相似地点和时刻的录音。在编辑过程中，这些现场声音录音与图像的结合被证明是极其美丽的。查尔斯能够使用他的频谱仪“关闭”或“打开”不同的动物声音，以配合戏剧张力，塑造他的声音素材。从某些声音中，他发展出一种更有结构的音乐形式，这种形式也源自森林。 Q：你也去了婆罗洲，不是吗？ A：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当时我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长篇梗概，我联系了布鲁诺·曼瑟在去世前创立的基金会，该基金会致力于对抗森林砍伐。在那里工作的巴普蒂斯特·拉维涅成为了我的朋友，并在整个项目中陪伴我。他向我介绍了潘恩部落抵抗运动的一位领袖，并让我参加了家族首领和氏族首领的年度会议。之后，我得以与仍然过着传统游牧生活的最后几个家庭之一在森林中度过了十天。 最令我惊讶的是，尽管我预期会有一次非常异国情调的经历，我却感觉仿佛与我的祖父母重逢了！我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她就像我初稿中的英雄一样，在学校逃跑后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在森林中。从那时起，我觉得我有了一个合理的位置来讲述这个故事。我想让当地人参与电影的制作，特别是制作角色的配件。我与他们讨论了我想要做的事情，向他们展示了一些《西葫芦的生活》的照片，并解释了我的工作方式。我画了一张与木偶比例相符的图纸，向他们展示了我需要的东西。结果发现，他们习惯于制作小物件作为孩子们的玩具，比如小木屋和用潘恩方式编织的小背包。因此，与他们合作并让他们根据传统方法制作所有的袋子和吹箭管并不复杂。 Q：那剧本呢？你有没有和他们交流过？ A：在这次旅行中，我深刻体会到，从我们或班南人的角度来讲述故事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对他们而言，故事承载着责任，几乎是一种魔法行为，能够为故事中的人物及其家庭带来幸福或不幸。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非常害怕，担心自己可能越界，触碰到了无法控制的领域。幸运的是，我发现自己选择了正确的叙述方式，根据他们的说法，这种方式能够带来幸福。 从那时起，他们按照传统，在狩猎时不直呼其名，给我起了“Laki Kouyu”，意为“移动影子的人”。我还有幸遇到了内利·佩桑，一位充满活力的班南女性，她在20世纪80年代陪同布鲁诺·曼瑟来到欧洲。她嫁给了法国人，现在住在第戎，并且说我们的语言表达得非常完美。内利和她的女儿赛丽薇娅不仅能阅读剧本，还能将对话翻译成班南语，并最终扮演了赛莱的祖母和母亲的角色。这对电影来说增添了活力和合法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Q：决定不翻译或者不使用字幕来呈现班南语言对话是不是很困难？ A：是的，但我们有幸有韦斯安德森的《犬之岛》作为先例，证明了这个概念是可行的。在《惺惺相惜》中，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将电影牢牢地扎根于现实之中，而不会失去观众。这需要主要演员如皮埃尔-伊赛·杜克和伯努瓦·波尔弗尔德付出特别的努力，因为他们不会说班南语，必须在内利和赛丽薇娅的指导下，用那种语言使对话易于理解。我们和皮埃尔-伊赛·杜克一起度过的两天录制十行对话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交流时刻，也非常有趣！ Q：像凯莉亚一样，像一个不会说外语的旅行者，观众必须尝试通过情境、角色的非言语表达来理解单词的含义。对于一个“现实故事”来说，这是一个连贯的选择，不是吗？ A：没错，这正是我想要传达的视角。总体上，我努力使电影尽可能真实和有据可依。一个接一个的序列，每一个情境，每一个推动故事发展的微观事件，都是直接受到阅读、我遇到的人或照片的启发：整个故事是建立在现实“砖块”之上的，这些砖块围绕着虚构的角色排列，但它们本身是真实人物的融合。 我的现场之旅由劳拉·莫拉莱斯记录，她拍摄了很多影像，并进行了采访，帮助我们制作了关于森林、游牧生活等主题的视频模块。这些纪录片模块对于布景设计和凯瑟琳·帕耶的剧本工作都非常有帮助，让我们能够沉浸在一个可能看起来不熟悉的世界中。 最终，电影的现实感来自于写作和声音，也许在视觉方面稍微少了一些。尽管一切都经过了精确的记录，尤其是潘恩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这对我来说尤为重要，但在森林的表现上，特别是在其色彩和绘画性上，留有幻想的空间，这些灵感来自亨利·卢梭的画作。在其他地方，可以感受到画家大卫·霍克尼和日本艺术家美津子·马奇科的影响。布景是在雷恩的Vivement Lundi!由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制作的，他们与让-马克·奥吉埃合作，后者已经参与过《西葫芦的生活》的工作。 由于我刚刚成为父亲并且住在瑞士，我主要与他远程合作，交换照片、图纸，给予他很大的自由，但也赋予了他巨大的责任，试图保持与前一部电影的某种连续性。其中一个挑战也是在制作木偶和布景时尽可能少地使用化学产品——硅树脂、聚苯乙烯和其他石油衍生物。我们发现将其作为一种限制比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现实感的限制更有趣。 Q：让我们回到你之前提到的亨利·卢梭，对我来说，它让我想起了森林中夜晚的豹子… A：不知这是运气还是潜意识的作用，但正是夜晚那梦幻般的维度在那一刻强烈地反映出来，尤其是通过光线。在这一点上，电影面临着特别的挑战。夜晚在叙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不知道观众是否注意到，但故事在连续的时间线上展开，跨越三天两夜。 因此，在六十个镜头组中，大约有十个是在夜晚。还有几个日出的镜头。而当我们拍摄森林场景的时候还需要强烈的明暗关系。这是我们的摄影执导西蒙·菲洛特的第一部电影长片，但是我们花了几天时间交流想法、参考照片，所以一切都在一种特别的默契状态下发生。

Q：关于动物的表现，特别是红毛猩猩，有多少是观察，有多少是你们自己诠释的它们的行为？ A：首先，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倾向：虽然在动画电影中通常让动物像人类一样说话，但我选择不这样做，以保持它们作为动物的地位，作为巴普蒂斯特·莫里佐所说的“其他生物”。这是一个关乎可信度的问题，其他一切设定都是基于此。 然后，我与灵长类动物学家埃曼纽尔·格伦德曼合作，她曾在棕榈油开始破坏森林时广泛研究婆罗洲的红毛猩猩。她目睹的破坏是如此之大——值得注意的是，红毛猩猩的数量从1960年代初的八万减少到今天的仅八千——以至于她决定离开灵长类动物学界，成为一名调查记者，以提高公众意识。她的书《孤独世界——如果生物多样性消失》（Such a Profitable Scourge）研究了棕榈油贸易，解释了一种略带榛子味的简单植物如何成为一种工业产品，其全球经济成功摧毁了一切。 由于埃曼纽尔也写儿童书籍，并且了解与它们相关的叙事限制，她的帮助对我来说非常宝贵，以便尽可能忠实于现实，尝试保留灵长类动物行为的基本方面，同时为了故事的需要和技术限制而对细节进行自由发挥。因此，与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不同的是，在电影中，红毛猩猩是用脚掌平贴地面行走的。对我来说，现实主义是有一定程度的。如果过度追求，它就会变得笨拙和不自然。 我还有幸遇到了伊恩·麦肯齐，一位英国人类学家，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潘恩人生活在一起，几乎了解所有社区。他编纂的潘恩-英语词典对我很有帮助。当我让他读剧本时，他立刻注意到，实际上潘恩人和红毛猩猩并不生活在同一个地区。 我向他解释说这是一部虚构作品，但我还是确保在《惺惺相惜》中红毛猩猩出现在低地森林，靠近城镇，是凯里亚将婴儿带到潘恩人那里，位于山区。然而，近年来，人们看到红毛猩猩逃离被破坏的低地森林，寻求在保存得更好的山区避难。 至于声音，虽然我们对森林采取了非常现实主义的方法，但对于动物与人类的互动，我们不得不使用配音，因为录制的声音并不总是有效。我们保持在同一注册表中，但在视觉方面稍微玩了一点。查尔斯·德维尔在这次场合展示了他作为动物配音者的才能。 《惺惺相惜》剧照 Q：你之前提到了《种树的牧羊人》，但似乎另一部影片在《惺惺相惜》的诞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宫崎骏的《幽灵公主》。 A：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它令我魂牵梦萦了一周。这是一部完全打动我的电影，但也呼应了我那时正在问的问题。深深打动我的是宫崎骏将现代性的问题转移到过去，并将其变成一个冒险故事的决定。那个特别的决定可能就是导致我尝试“向一边迈出一步”来讲述一个政治的、现在的、亲密的故事，通过移动到一个不同的立场。 在宫崎骏的电影和我的之间，是自然世界和文明之间的相同遭遇，有相互呼应的主题，像连接两个世界的中心女性角色。还有一个英雄无意识地跳入水中，用动物之吻重生。但并不是一切都那么有意，特别是这个重生的场景，在拍摄过程中深深打动了我，好像我在发现它的意义，尽管我写它是有那个意图的。我认为它触及了我们经常忽略的生死界限。

Q：这个非凡的特浦角色来自哪里？ A：我在内利·佩桑的一本儿童书中“遇到”了他，这本书收集了班南的故事，以这个角色为特色。传统上，特浦更像是一只老虎，但因为我觉得云豹是如此美丽的动物，我将两者结合起来。我让凯莉亚的母亲成为这个虚构的生物，有能力以一个已知的人出现，或者至少是一个幻想的投影。 这种叠加允许在不真正知道什么是真的情况下，从一种解释转移到另一种解释。后来，当我遇到赛丽薇娅，内利的女儿时，我了解到她称自己为特浦，当她为班南的事业辩护时。这对我来说真是完成了一个循环。 Q：电影以丹尼尔·巴拉旺的歌曲《所有的呼喊S.O.S.》结束。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A：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在戛纳导演双周放映《西葫芦的生活》后的派对。这是第一次公开放映，也是与团队的一部分的第一次放映：情感上几乎是暴力的，因为这是一个如此紧张的时刻。 塞琳·西亚玛，谁写了剧本，她的DJ才能我正在发现，她用这首歌结束了她的表演，不知道这是我姐姐的最爱，或者我和她非常亲近，或者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听。我开始哭泣。 此外，当我开始这个项目时，我尝试和在《西葫芦的生活》中做的一样，在关键时刻放置我喜欢的音乐，通过与主题的轻微转变来带出意想不到的情感，《所有的呼喊S.O.S.》对我来说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和这首歌有非常个人的关系，但也因为这些80年代的歌词与绝望和希望产生共鸣，与电影的基调很好地融合。还有，我邻居的女儿去年夏天用窗户打开的方式大声听这首歌，这让我更加确信这首歌也与年轻一代产生共鸣。 最后，《所有的呼喊S.O.S.》指的是我们之前讨论的生态紧急性的现实否认。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代人。我希望现在是我们可以最终采取行动的时刻，即使开始看起来晚了。我意识到我只拍了一部电影。但我信仰叙事的力量。如果我的电影能够得到善意的接受，并集结思想，那么我就会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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